如果一家银行无法提供足够的硬通货来满足人们对它的要求，那么无论它是一家商业银行还是一家央行，都会陷入困境，尽管一般而言，央行比商业银行的选择更多一些。

后来，美国人就说这个人说得太经典了。马腾：学习金融学会不会让你变得非常理性，而少了一些人情的关怀？ 陈志武：其实不是这样子，像我研究的婚姻和爱情、家庭、人际关系、礼尚往来，这些都是涉及到很核心的人情世故的人生方方面面，不是纯粹的直面谈钱。

即使某个人创造出一个新词，但是如果大家生活中都没有同样的经历、同样的感受，一个人发明的词就不能被接受，更不会被继承、流转开来。这些习俗怎么弄呢？比如说，你把你的和对方所有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亲戚朋友、同事一千多个都请过来，当然成本代价很大，但好处在于你们两方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被请过来了，见证你们两个人对彼此白头到老的承诺，如果有一方今后违约的话，要逃跑的话，他/她的声誉、名声损害会很大。因为如果我们观察一下自己的行为、感受的话，当你做的事是你自己选择的结果，那么你就更有激情，更能够从这些事情得到的结果中有享受感、成就感，而且给社会的结果也会最好。我以前也讲过，可能很多人说消费金融，你看看又不是投资金融，多不好。他开始关注中国的金融发展话题，这就碰到了一个问题：怎么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理解、解释金融？ 陈志武在清华和北大开设金融经济学课程，课程内容基本与他之前在美国几所大学所讲授的博士班课程相同——先假定各类金融市场已很发达，唯一要做的是如何为金融资产定价，如何在资本市场上运作，如何利用证券产品把投资和风险配置得更好等等，讲课的重点是推导金融数学模型和市场经济模型。

陈志武：中国人讲的婚姻历来就跟男耕女织连在一起，因为男人可以做粗活、有肌肉，女人可以做细活。陈志武：中国社会过去40年也让我们亲身感受到，如果你有更多的财产，有更多的投资，资产性收入给你带来的财富增长可能比工资劳动收入带来的增长多更多。比如，我国目前一行三会的金融监管结构，基本上属于按机构性质划分监管权属的多边监管结构，有着浓浓的美国式印记，实践中也有不少美国式的尴尬。

其二，建立资产证券化多主体争议解决机制，弥补金融监管法律缝隙。对此，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在其告别演说中曾有过精辟的阐述：侵犯职权的风气易使各部门的权力集中为一，这样不管建成何种形式的政府，都会产生一种地道的专制。该法虽然取消了消费贷款利息税前扣除，但保留了抵押贷款利息支出的税前扣除。美联储同时降低贴息率和同业拆借率，并持续注入流动性，就是为了将危机的冲击波转移至其他的美元持有者身上，因为这些政策造成的美元弱势将使得美联储及美国金融机构的债务缩水。

2005年，美国在联邦和各州层级，总共拥有115个金融监管机构从事金融监管，而且当时国会还在考虑增设监管机构。在横向上，各监管机构实行分业监管。

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仅明显的抵押贷款证券化就增长了61％,到2005年3月证券化抵押资产总计达4. 61万亿美元。沾沾自喜者说，中国的金融企业中，只有中行、工行、建行和中信银行等持有一定数量的MBS和CDO，且在各自的证券投资总额中比重不大，特别是相对于银行总资产来讲十分有限，对各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和盈利能力影响不大，对整个银行体系的直接影响有限。在笔者看来，只有构建金融创新中多主体争端解决机制，才能改变相对僵死的成文法应对金融产品层出不穷的尴尬局面。在投资者追究评级机构法律责任时，司法机关总是根据美国宪法关于公民言论自由对规定，视评级机构为中立性机构，认为它们的评级结果仅仅作为投资者的参考，所评等级的改变引起投资者损失与评级机构无关。

二是要保护美国消费者利益和维护市场稳定。功能监管的真谛在于创造一个统一的巨无霸式的金融监管者，以避免机构监管中不同金融业的监管者各自为政的现象。在美国，这一变革表现为信贷方式的根本转变，即由银行体系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存款，在留取一定存款准备金后再作贷款的传统信贷方式，转变为把银行贷款证券化，通过证券市场获得信贷资金，实现信贷扩张的新方式。占有次贷市场59％的抵押贷款机构并非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会员，不受联邦住房金融委员会的约束，而私人机构发起的抵押贷款证券亦不在联邦住房企业办公室监管范围之内。

但是，美国证监会立刻宣布期货交易委员会的批准是无效的，理由是该期货合约属于证券范畴，于是要求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必须重新向证监会申请。根据贝肯和肯尼斯（Bacon、 Kenneth, 1993）和斯古勒（Schooner, 2003）的统计，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国会有关金融监管一体化的正式议案就有11个，这些议案均未被通过。

《1968年威廉斯法》（1970年作了修正）要求在现金标购、交易所拍卖、大规模股权购买业务中实行信息公开，并授权证监会制定规则，管理公司接管活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不仅是权威的象征，而且手握实权，它能使国会、总统、州长以及立法者俯首就范。

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是贪婪的投机，而非理性的投资。在这里，法律文化表现出固执的保守性。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银行、证券和保险领域的产品及服务不再有截然的分野，兼具三者属性的金融衍生产品不断涌现。为了解决Fannie Mae的流动性问题，1970年又成立另一个半政府机构（Government National Mortgage Association，简称GinnieMae），专门将各种住房按揭贷款打包然后分成股份，以可交易证券的形式向资本市场投资者出售。随后，纽约州、新墨西哥州也明确规定二级抵押贷款市场上的投资者购买次贷将面临罚款。赚钱时可以获得高薪，亏本时由股东买单的薪酬激励机制进一步助长了这种道德沦丧。

（三）司法至上在金融监管中的彰显及其不相容性 司法至上是指，同级政府官员不仅有义务遵守司法裁决，而且也要在未来的决策过程中依循司法部门的推理。联邦层面的最基本管辖权属如下：美联储（FRS）、货币监理署（OCC）、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三家机构共同负责对商业银行的监管。

作为美国最大债权国的中国，实际上既没有在美国资产证券化发展的过程中分享到金融创新的利益，反而在次贷危机中为美国买单，难道我们还能够为自己没有搞资产证券化而庆幸吗？次贷危机虽然使资产证券化的发展势头受挫，但是经过危机的洗礼，金融监管制度和资产证券化市场一定会完善起来，并为各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资金支持。但是，州控制次贷的试图与二级抵押贷款市场最大的投资者—联邦银行扩张次贷的迫切要求相冲突。

两家监管机构此后展开将近20年的对金融衍生产品监管权的争夺战，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国会的调节之下形成了一个妥协方案：期货交易委员会拥有对外汇金融衍生产品（除全国性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汇衍生产品）、股票指数期货以及指数期货期权的监管权，而证监会则拥有对股票期货、股票期权、股票指数期权的监管权。因此，金融创新就不可能是完全无拘无束的，其创新的自由只有搁置于法律自由的框架之下，才是具有社会意义和有益于社会的。

他们迷信市场逻辑，反对国家干预。华尔街股市大崩盘以及随之发生的大约9 000家银行的破产和数年的经济萧条，才使得政府决策者重新梳理与盘点自己重效益轻安全的金融监管理念。行使政治权力时，必须把权力分开并分配给各个不同的受托人以便互相制约，并指定受托人为公众福利的保护人以防他人侵犯。每一个人都拥有不受限制的机遇去追求财富、积累财富和享受财富，最大自由地去赚取财富，是次贷危机表现出来的美国人的自由观。

美国早期的银行特许状以英国银行和证券业务分离的体制为样板，实践中银行的业务范围仅限于对短期流动资产的收购。一旦发生违约，则卖方承担买方的资产损失。

除此之外，很多州还在公司最低资本要求、治理结构、投资者保护义务、董事责任与权力、公司解散条件与程序等方面，给予公司尽可能大的自由决定权。见下图： 可见，金融创新并非引发此次次贷危机的罪魁祸首，住房按揭贷款（包括次级贷款）的证券化也不应是风险扩散和金融危机导火索的代名词，问题在于金融监管未能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法律规制的缺乏纵容了证券化产品的滥用。

比如，随着次级贷款的增长，越来越多的贷款打包为抵押支持证券（MBS）。该报告阐明由于NRSROs的义务在传统上受到监管豁免和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保护，对NRSROs的责任追究很难实施。

美国双层多边的监管体制对混业金融的不适应是显而易见的。如第10条规定：同一资产证券化风险暴露具有两个不同的评级结果时，商业银行应当运用所对应的较高风险权重。如果说在分业经营的条件下，监管者之间的竞争和权力之间的相互平衡较好地保证了监管权力的有效行使，那么，当金融业重回混业经营时，分权监管模式严重的局限性就日益显露出来了。我国金融法的制定或修订中，也有着明显的唯美主义倾向。

尽管货币监理署的基本监管职能是确保联邦银行系统运行的安全与稳健，但它的全部预算来源于被监管银行的收费，财政上的依赖关系使得货币监理署背离监管者的职责而站到被监管者的立场上，于2004年宣布上述各州的反次贷法因为不能适用于联邦银行而无效，监管套利简直是明目张胆。从这一角度来看，次贷危机也是道德危机。

这种倾向有助于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也有助于增加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信心，从而愿意把纠纷提交司法机构解决，并通常倾向于服从司法判决。在当今美国资本市场上，主要的评级机构是标准普尔（STANDARD＆POOR）、穆迪（MOODY）和惠誉（FITCH）。

时至2007年，美国金融企业的利润已占到全美企业利润总额的40％，资本积累呈明显的虚拟化趋势，金融部门的发展远远超过实体经济部门的发展。为了追求较高的利率，金融机构纷纷降低贷款资格审核标准，虽然活跃了房地产交易市场（从1994-2005年，次级抵押贷款年平均总额增加25％。